梁武帝萧衍天资聪颖，兼具智谋与武略，他的文思敏捷、洞察深邃。在创建梁朝的岁月里，仿佛时运与天意皆助其一臂之力。他初登帝位时，勤勉于朝政，励精图治，治理国家的成绩斐然，可谓布泽施仁，惠及近来与远方。五十年的统治下，天下渐入小康，史家因而盛赞他为布泽施仁，悦近来远。然而，年老的萧衍却渐趋刚愎自用，朝政日渐昏暗，英雄末路，自由难得。在侯景之乱的烽烟中，他死于台城，这种由自己得而又由自己丧的结局，不禁让后人感叹，也被视为深刻的历史教训。

北魏此时又爆发六镇起义（正光五年，524），梁武帝趁机于普通六年（526）发动北伐。奇怪的是，此次北伐前，梁朝并未向民间征收重税，也没有积累专用财物，因此可以推测，战争所需的巨额资源，正是通过铁钱铸造获得。群臣向同泰寺支付的一亿钱赎身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将铁钱投入流通。 在现代眼光下，这种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。百姓依旧以实物纳税，而财富却被无形掠夺。贺琛上书梁武帝谏言，指出豪华风气与官吏贪残如何加重民众负担，并劝梁武帝严加禁制，导以节俭。然而，梁武帝大怒，反驳道：卿以为我贪残？朕自除公宴，不食国家之食，多年积累，营诸功德，民得其利，国得其利，我亦得其利，何以卿心度我？他所谓营诸功德，其实是指通过铸铁钱获得的财富收益，他自视为独得良策，反而嘲讽贺琛不懂。 梁武帝言汉文虽爱露台之产，邓通之钱布于天下，更显他心虚的辩护。他试图以汉文帝、邓通之例为自己正名，却忽视了邓通铸造的是合格铜钱，至少未像他用铁钱那样大规模掠夺民财。梁武帝的负面评价，多数在宋朝时期由司马光整理旧案之后逐渐形成。但在此之前，主流史论多颂其贤德而惜其凶终，赞其恭俭庄敬，艺能博学，惋惜其败亡之因，如行仁义而国亡天何为而此醉的感叹。若从经济学、货币学角度审视，他的覆亡，不仅有历史必然性，更有明显的自取灭亡因素。 实际上，《琅琊榜》中皇帝的原型，就深受梁武帝的兴衰启发——一个英明早年，却因偏执与政策失衡而功败垂成的君王形象，在历史与文学之间交相辉映。